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系列手冊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富邦文教基金會共同策劃。以不同類型的電影為文本，爬梳其中觸及的人權議題，整理成關鍵字，進而展現身處此時的台灣，我們如何以電影作為透鏡，觀察這些關鍵字與己身的關係。在《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一冊中，我們挑選了十個關鍵字：
＃施水環、＃丁窈窕、＃女性政治受難者、＃六張犁墓區、＃獄中書信、＃窩藏匪諜、＃郵電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辦事清明的法官、＃韓戰
電影《第六十九信》以白色恐怖受難者施水環的書信為引，試圖顯影施水環的最後一封空白家書，是一部透過影像挑戰歷史敘事的實驗之作。這十個關鍵字除了作為施水環遇難前的生命線索，也牽引出其他共同的受難經驗與狀態。「施水環」、「丁窈窕」、「郵電工作委員會」，令我們一窺曾出現在施水環身邊的人與事；「窩藏匪諜」、「獄中書信」、「辦事清明的法官」則在歷史書寫之中揭露無論是在實質（監獄、窩藏處）或抽象空間（戒嚴體制）中，身體囚禁的暴力經驗；「學生工作委員會」、「韓戰」則將國家暴力置入世界政治角力競逐的地緣政治脈絡，理解當時台人的理想與拼搏；而即便「女性政治受難者」與「六張犁墓區」代表生命的消逝，卻不駛向終結。所有人注視著相同的銀幕，卻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我們期待，電影是對話的起點，也是理解人權議題的可能路徑。
導讀：難以成為歷史的人
—史惟筑
人們死去後成為歷史；雕像死後成為藝術。
──《雕像也會死亡》有沒有可能人們死去後沒能成為歷史？
如果有，是否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死去之後，在哪裡？
1953年，法國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與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接受人類博物館的邀請拍了《雕像也會死亡》（Les statues meurent aussi）這部影片，拍攝動機源自一個看似簡單的提問：「為什麼古希臘與埃及藝術進了羅浮宮，而黑人藝術卻被放進人類博物館？」然而，用來回應這個問題的答案竟卻遭致長達十年的禁演。影片抨擊了法國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替文明劃分了位階，人們不以藝術作品的價值做為「去哪裡」的判準，而是單看它們的出身。「去哪裡」成為影片指向性的浮標，去與不去伴隨著層層疊疊的問題意識與政治判准，以及文化選擇的政治路徑及文明死亡過程。
《第六十九信》所欲處理的問題意識縱然與《雕像也會死亡》不盡相同，但後者的提問與觀點，特別是誰被決定去哪個博物館，以及用一種近似挖苦卻又一派正經的旁白口吻，在影片一開頭便註解歷史與藝術成形的法則，進而對照出《第六十九信》殘酷的真相：沒能成為歷史的人，哪也去不了。受難經驗的停滯形態需要「動詞」去跨越無法以歷史安魂的障礙，於是《第六十九信》提出了一則邀請與回應。
大部分台灣二二八、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歷史記憶工作，首先面臨的難題並不是他們該「去哪裡」（該被安置在哪一種空間、形式），而是被「在哪裡」這更為複雜的命題所制肘。如果我們把「在」作為抽象的動詞概念，放在空間與時間的軸線上，前者在受難者個人、與他者關聯兩種生命型態上取徑，後者則在過去與未來對生命進行兩次叩問。以空間來思考，「在」首先試圖探問個人生命路徑：他們曾在哪理工作、生活？曾在哪裡遇見誰？在哪裡被抓？在哪裡受難？我們得知這些故事後，才有辦法讓他們成為歷史，也才有條件思索歷史要以什麼樣的形態與目標「去哪裡」。其次，將受難者與他者關聯，則是希望「在」能勾勒不同圈層的地緣政治景觀：團體與社會、社會與國家、國家與國際。這是希望了解受難者所屬的（政治或非政治）團體身處何種社會氛圍？這個社會，又被何種國家體制形塑？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該國家在世界政治角力中，又分屬哪個陣營？
從時間維度來看，上述兩種生命形態的空間概念是立基於過去時間，而「在」也需要於生命結束之後進行第二次探問。政治受害的倖存者，得以親自建構「在哪裡」的歷史證言，也可以自身存在，牽引數道在歷史與當代社會間相互拉扯的觀察。然而被處以極刑的人，其經驗與記憶要如何在生命之後獲得延續，則面臨困難且困窘的雙重難題。「施水環」三個字便是一道讓人感到困窘的歷史難題。大部分的人不曾聽過她，誠如大部分缺少證言、歷史文件或「英雄式」受難經歷的大部分受難者一般，是死去後難以成為歷史的人，讓「在哪裡」成為歷史前後安置上的難處。
不似《雕像也會死亡》中人死後便能成為歷史這般理所當然，於是，原本在成為歷史或藝術之後該去哪裡的路線問題，在「是否成為歷史」都無法確定的前提下，路徑順序出現了差異，「去哪裡」反倒成為有能力解決難題的引線與動能。當代台灣人一肩扛起責任，決意將受難主體先置入人權與歷史正義的向度，再努力尋找歷史書寫與創作的方法。「在哪裡」也順勢成為指引記憶所能、所繫之所的座標，並從個人與他者的空間維度中另闢蹊徑。
六位作者所提出的十個關鍵字，拓鑿了通往施水環的生命路徑，提供個人生命「在哪裡」的歷史線索。《第六十九信》中的施水環除了是她自己，更作為其他受難魂的共同體，因此這些關鍵詞除了作為施水環遇難前的生命線索，也牽引出其他共同的受難經驗與狀態。「施水環」、「丁窈窕」、「郵電工作委員會」，令我們一窺曾出現在施水環身邊的人與事；「窩藏匪諜」、「獄中書信」、「辦事清明的法官」則在歷史書寫之中揭露無論是在實質（監獄、窩藏處）或抽象空間（戒嚴體制）中，身體囚禁的暴力經驗；「學生工作委員會」、「韓戰」則將國家暴力置入世界政治角力競逐的地緣政治脈絡，理解當時台人的理想與拼搏；而即便「女性政治受難者」與「六張犁墓區」代表生命的消逝，卻不駛向終結。至少，當代歷史與影像工作者努力不讓它們成為終結之所。
於是，生命在消逝之後得以續存，是這些書寫組成的樂譜，讓閱讀文字後敲響的樂音，讓原本無法成為歷史的存在，在一篇又一篇的章節中，停留、駐守、再啟程。生命終結後所進行的第二次叩問，是讓文字為受難者曾經「在哪裡」定錨，再藉由篇章之間所交錯的聲響音迴，讓過去成為未來；不只能成為記憶在永恆的當代中駐留，更能再度啟程，去到更遠的可能。如，《第六十九信》。
它是導演為施水環最後一封未完書信所勾勒的思念，也是向她道別的禮物。歷史縱仍留下諸多遺憾與悵然，道別的言語卻在想像與探索間，讓歷史的未竟之業開展出深邃無垠的記憶星河：該如何記憶你？是否這般記述他？在朝向你的模擬姿態中，伸手即能撫觸被掠奪自由的傷？藝術提供一處安置之所，照亮隱跡的溫柔與意念。歷史或許無法翻轉，但美學始終可以想像，讓曾失去黑夜白晝與我們的共在，至此成為影像上永恆綻放的光點，實現那則施水環交予丁窈窕的祝願，也是我們為所有受難者祝禱時的信念：「祝你就像無雲天空中的星星／永遠不會消失／並永遠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