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專題始於一個文本〈鏡中之像：反身性與紀錄片〉（The Image Mirrored: Reflexivity and the Documentary Film, 1977）的閱讀，而此文本的選擇來自於思考自身拍攝與書寫經驗所遭逢的困境以及諸多提問中，所偶然遭逢的一個論述檔案。透過這個檔案，拉扯出更多要求我反身性批判自己的人類學者、民族誌影片導演、實驗電影作者的影像文本叢集。必須要說明的是，這個專題的座標，並非落在人類學、民族誌或者實驗電影的田野中，即便它有著這樣的視覺形象。「反身像」比較傾向於「影像如何生產」的討論，或者「攝影機如何『中介』歷史、他者、事件」。無論是面對一個異文化的他者，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尋常物件，當我們選擇透過攝影機將之追蹤、觀察、定影、深描、論述、放映的同時，便是在面對「影像如何生產」的提問，以及因為這個提問擴延而出的田野工作、觀看視線、身體性、語境脈絡、影像語法等反身性思考。簡言之，「反身像」是一個「影像方法論」的局部聚合，而構成這個聚合文本的影像創作者、人類學者、紀錄片導演、文化研究者等不同生產型態的交互作用，將以自身經驗解剖，於鏡中映射。

〈鏡中之像：反身性與紀錄片〉的作者傑．魯比（Jay Ruby）所論述的「反身性紀錄片」，實為電影再現（cinematic representation）的政治學思考。他認為尚．胡許提出的「電影—恍惚」(ciné-trance)告訴我們，在揭露文化的作用上，攝影機事實上並非「記錄」而是變形（transform），尚．胡許亦論及整體的拍攝行動變形了所有的參與者(Rouch 1971 [1978], 1974)。「在『影片創作者支配拍攝對象』和『被拍攝對象生產出來的影像支配一切』兩個極端的選項中間，存在著第三條路──由影片創作者同時也是人類學者芭芭拉．麥爾霍夫（Barbara Myerhoff）在其一九八六年逝世前不久發現並表達出來的一條路。麥爾霍夫建議所有使用或不使用攝影機的人類學研究者設法找出第三種聲音（third-voice）──即影片創作者與被拍攝對象混合而成的聲音，讓人無法辨識是哪一種聲音支配著這個影像。這個過程並不生產『客觀的事實』(objecitve truth)，而是研究者和主體的辯證變形（dialectical transformation）。」（Jay Ruby 2000:246-247）當這兩種不同的聲音（主體）彼此交互作用質變，一種新的「族人」（ethnoperson）將在田野出現，是一種相互滲透、彼此對話的主體。對傑．魯比而言，尚．胡許《非洲虎》（Jaguar, 1967）裡共享人類學電影的拍攝方法以及其自稱的「民族誌式虛構」，正是此種「第三聲音」的民族誌實驗紀錄片。胡許自身亦強調：「身為一個民族誌學家和影片創作者，在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幾乎沒有分別。電影這種『雙身藝術』就已經是從真實世界到想像世界的一種過渡。」（Rouch & Fulchignoni 1989, 299）當尚．胡許提出「電影—恍惚」作為「與攝影機一起行走」的參與式拍攝方法時，人類學者的田野中捕捉的影像與陳述的旁白，不再僅是彼此說明而是交互作用；不再僅是同步性時間空間所展呈的事實，而是身體與攝影機即興的異步性創造。或許在這樣的「反身像」中，我們可以照見一具以第三種聲音進行陳述、以參與拍攝共享變形的恍惚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