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佔有．母性場所

在《圓柱》（Column，2009）中，我們看到四十二台電視堆疊而成的圓柱塔，此形式源於羅馬的圖拉真（Trajan）圓柱。每一台電視播放著一名東土耳其村民的臉，這些臉的表情各自細微，但皆直視鏡頭，沈默。「他們講述藝術家試圖講的一個敘事，但沒有任何旁白。一如安納托利亞人民整個政治、經濟、文化受壓迫歷史的沈默。」作為出現人類最早地區的安納托利亞，自1915年，土耳其境內的亞美尼亞人即遭受鄂圖曼帝國的大屠殺迫害，一些亞美尼亞人甚至在死前被迫自挖墳墓。除了種族滅絕式的屠殺，土耳其政府下令將亞美尼亞族裔押運到敘利亞和美索布達米亞的沙漠地帶，遭受流放的亞美尼亞人達100萬之多，流放者因疾病與饑餓大量死亡。我們無法在《圓柱》影像中閱讀到這些不容爭議的歷史傷痕，僅「看見」無法再現難以言說的巨大「聲響」。每一台電視如同一個墓／幕穴，埋藏著一位因屠殺兒永遠缺席的亞美尼亞人。墓／幕中的「聲音」無聲見證著歷史中非知識非語言系統所能陳述的錯誤。引述：「他們需要一個伊底帕斯來解釋他們自己所不知道的謎…他們需要一個普羅米修斯，在他偷來的火旁，那冰冷浮蕩在空氣中的聲音便會聚攏過來，開口說話…我們必須促使那些歷史的沈默開口說話，即使歷史不再說話。」 洪席耶在《歷史之名》言說的場所章節中，大量引述米謝雷1959年的《日記》，結構重新書寫歷史的論述。「死亡墓穴」作為一種言說場所，以對土地的思考方式啟動聲音話語的立場。因為任何言說都不能沒有場所。「土地是意義的銘刻，聲音的歷程墓穴。」（Ibid, 121）因為死亡，歷史開始言說，如果死亡的第一場所是墓穴，那麼其地理性牽動著歷史書寫的意識。我們可以循墓穴聲音與伊底帕斯兩節點來扣問語言的「前佔有」與其如何成為「母性場所」，而歷史的沈默如何開口說話。

母性場所為承載語言母源性的精神地域，辨識自我與他者／來者的共同基礎，便是語言，當我們界定了語言（或者母語），即界定了他者，界定了他者，便辨識出地域文化的界限。語言這種對他者進行提問與界定的存有性，在德希達那裏，以「家」與「語言」的限制推論出「悅納異己」（好客）的概念。法文「好客」（Hospitalité）為「客人、他者」與「自己」的複合，是一種主客交互的條件交換行為，事實上，「好客」是主體對客體進行某種權力狀態的掌握。而一個允許進入「家」（土地所有）的客體條件，必須透過「你是誰」等的語言提問來界定，換言之，語言是他者的入口。當死亡來臨，「家」便是最終的「墓穴」，而墓穴是拒絕打擾的封閉場所。此拒絕進入的場所如何「在場」？透過語言陳述。引述：「離散者、流亡者，那些被驅逐、流放、無根與遊牧者，所有這些都源自、共享了兩種嘆息，兩種鄉愁：他們的死亡與語言。…所謂母語，即最終的家所（ultimate homeland），甚至是最後的安息處…如果說語言是歸屬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條件的話，那麼，語言也是一種剝奪的經驗，是不可復歸的前佔有(irreducible exappropriation)。所謂母語已經是『他人的語言』。」 語言作為最終的家所，除了標識出主體的母源性（先於「生」的前佔有），亦是辨識自我與他者的母性場所。《圓柱》中東土耳其村民（流放者後裔）的無聲之言，或者說藝術家所欲敘事的歷史言說，或許是語言／家所死亡（種族滅絕沒有母語）的隱喻，伊底帕斯是離散、流亡者的對位，是標誌外來者進入家所的客體條件，當我們悅納了流亡者，便促使了歷史的沈默開口說話，於無聲的場所、從「沒有母語」中言說「沒有什麼可以取代母語。」（Ibid, 82）的不容爭議。

作品《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2009），我們看到左右牆面投影著兩位著西裝的土耳其年輕男子相互吃力地以發音不準確的英文朗讀英國作家愛德華里爾（Edward Lear）的荒誕詩與打油詩，中間牆面為藝術家與助手花三年時間抄寫《莎士比亞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2008）於35 mm膠片上的手稿畫面快速切換投影。「這些年輕人面對的不只是需要學習一門外語，英語——現在普遍地接受此語言作為生存在全球化領域的標準化工具——同時面對的是文本內容的荒謬性。」 此言說場所位於因硫磺殘骸而成為荒漠的東土耳其某處，愛德華里爾作為現代西方標准象徵性文本，連結了兩位無法辨識教師或者學生身份的小亞細亞閱讀者。影像給出了幾個語意鏈的提問：無意義、荒誕文字序列的抽象性（詩）與可閱性（即使是西方人也不一定理解的荒誕詩），語言語體轉換的可讀性，翻譯過程表音不表義的斷裂性，言說場所的（不標準）語感正當性。然與其說是提問，不如說這正是「自我——外來／他者」的入口顯影。西裝、英語詩若是影像中「意圖清晰」的符號，那麼不標準的口音、吃力的表情、原始荒漠則是「感受謬誤」的符號滲入，消解了文學語言的理解結構，讓操作第二語言的身體進行「偽陳述」，我們聽不到原母語的聲響，但偽陳述卻強化了母源性的在場。

「在我的作品《莎士比亞全集》裡，我探索如何不透過排演那些戲劇，而是在影片裡抄寫這些西方文明的「歸屬」（belong）…但是影片展示的是在西方世界中這些戲劇呈現的理想方式，當文字以投影在牆上用很快的速度翻動的形式呈現，這些詞語是無意義的，且看起來像現代主義的繪畫。」 藝術家將此件作品投影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中間，形式上，當我們觀看手寫稿時，會同時聽見土耳其男子帶有口音的朗讀聲，當我們觀看偽陳述的語體時，會被快速切換的手稿影像干擾。一件位置居中意味著「中心性」的西方文學圖像化，一件因聽覺謬誤理解困難的西方詩作，兩者在此成為一個封閉的語言載體，與外部現實沒有直接連結的物質，此雙重文本完全與「內容」斷裂而抽象化所指化，所指一個巨大的大寫西方。一方面，雙重文本的所指性格讓陳述者進入一種「語言說我」的情狀；然另一方面也因不被標準化的發音同時將文本的封閉性打開，含混模糊了西方目光的間接操控。換言之，英語與西方文學的文法結構、語意鏈成了一個可以被謬誤感知所動搖滑移的權力可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