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鯤言》的旁白以三種人稱交錯，一為相關學者的陳述（臺灣語言、政治事件），一為事件當事者、當地居民的現地口述，另一為相關文本的文句配音陳述。此三種旁白分別對應權威式話語（但非官方語言）、個人話語（口傳）、創生式話語（文學書寫）。透過三種人稱的陳述，聚焦出佐藤春夫口傳文學的口傳行述，因記憶的不準確所可能給出的諸種變異、偶然、無法重複與再繁生，這當然也包括了聽事者自身的差異條件。口述者為事件的翻譯體，如同編劇、導演的位置，將人物場景事件剪接演現；聽事者如同第三人稱式的編劇、剪接師，將聽睹的人物場景事件再次擴演流竄。《鯤言》旁白的概念主要是，它談的不是「故事」，而是「如何敘事」。「鯤」字對位的，不僅是長久以來台灣的雅稱（鯤島），亦對位著無數個破碎島國的身體。這些經歷歷史劇烈切割佔領、殺戮換主的島嶼，究竟操作著怎樣的語言系統？我們在向母語的母源性發出聲語要求的同時，得到的究竟是無法確認的啞口無言？還是語言系統支配了殖體想像的困難重重？鯤言，便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拍攝的關於台灣語言的紀錄影像。

日本作家佐藤春夫（Satou Haruo, 1892-1964）曾於大正九年（1920年）訪臺三個月，於六月底由日本神戶出發，七月初抵基隆社寮島。期間造訪了臺北、（打狗）高雄、臺南、臺中等處，並於七月下旬至福建廈門觀察探訪。佐藤春夫將三個月的臺灣訪察，發表了《星》（大正十．三）、《日月潭遊記》（大正十．七）、《鷹爪花》（大正十二．八）、《霧社》（大正十四．三）、《女誡扇綺譚》（大正十四．五）、《天上聖母》（大正十五．九）、《殖民地之旅》（昭和七．九～十）、《社寮島旅情記》（昭和十二．八）等十三篇作品。其中《女誡扇綺譚》為近於中篇小說長度的創作，由赤崁城址、禿頭港廢屋、戰慄、怪傑沈氏、女誡扇、終章六個章節結構而成，書寫與台灣友人世外民遊臺南南平廢港所經歷的諸種怪奇軼事。《女誡扇綺譚》與《殖民地之旅》兩篇作品皆透過在地口傳之口，局部提及臺灣阿罩霧林家事件，形構日人對於殖地口傳故事的獨特書寫視角與文化轉譯。臺灣關於《女誡扇綺譚》的相關學術研究視角，主要以後殖民文學、性別、國族認同以及種族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分析比較為主。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比較文學學者高嘉勵於《書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Writing Tropical Islands: Empires, Travel, and Imagination, 2016）一書中，以鬼魂現身、現代廢墟、幽靈論述與政治倫理等觀點，辯證《女誡扇綺譚》中自我與他者的倫理關係，在相關研究中，提供了獨特的論述觀點。

高嘉勵從川本三郎（Saburo Kawamoto）對於廢墟空間作為現代性反動的角度，說明佐藤春夫自《憂鬱的田園》以來，所映射的憂鬱、倦怠和頹廢的身影，如何地穿梭在臺灣南方的廢棄古宅中，「由於對過去的召喚和捕捉，屬於失去、滅亡、忘卻的過去，特別是與現代性的速度和進步特質恰好相反的倦怠（ennui）或頹廢（decadence），反而在現代社會更能傳達出某種美學。」（高嘉勵，2016:83）根據高嘉勵，佐藤春夫對於沈家廢屋的描寫，融合了人工與自然、空間與時間的雙重書寫，並在這樣的雙重性中，進入小說中從未現身的鬼魂所構造出自我與他者的政治倫理思辨。「『言說』的鬼魂，並非消極地等待『我』或世外民的詮釋，而是本身即『言說』的主體，以一種『吵鬧的沈默和擾動的缺席』（noisy silences and seething absences），化身為歷史敘述的空白、抹去和疏忽空間，控訴『已說』理性的陳述。並已死亡的威脅之姿，積極地逼近安逸、冷淡的殖民者『我』。」（Ibid, 103）透過小說中老嫗、鬼魂「我／已說」的殖民話語，展開鬼魂「缺席／未說」的殖民地現實。在這樣的言說論辯中，所重新認識自我與殖民者的倫理關係，不僅回應的是被殖民當下的臺灣社會環境，也打破了「歷史／現世」、「存在／不存在」二元對立的時間性，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秩序結構。

佐藤春夫筆下廢屋中鬼魂的嘆息，召喚出「以廢墟時間取代線性時間，以鬼魂言說取代殖民論述，創造出一個混沌、矛盾、猶豫，卻充滿可能、新生、未來的批判現代性和帝國殖民的空間。」（Ibid, 106）如果說佐藤春夫以某種人類學者、旅者的考察之眼，提供了殖民地文學的創作原型，那麼高嘉勵對於《女誡扇綺譚》中的廢屋、鬼魂言說的辯證，則是以套層影像的美學構圖，將殖民政治的論辯，轉譯為揉雜了歷史、哲學與美學層次的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在此閾限空間中，我們得以移動歷史視角，重新觀視、聆聽那些尚未被言說的話語。人類學者范金納普（Arnold Van Gennep）在《過渡儀式》(Le Rites de Passage, 1908) 一書中論及個體在遭遇社會群體時的自我轉換過程，提出「轉換」（transition/liminal）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處於離開某群體但尚未完全進入下一個群體的「中介狀態」，是一個「閾限者」（liminal personae, threshold people）。蘇格蘭文化人類學者特納（Victor Witter Turner)）延續此概念，指出「閾限狀態對任何一個確定的結構陳述都是一個否定，但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是陳述的源頭，更甚者，是新的想法和關係產生的可能領域。」（Turner Victor 1967:97） 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我們可以將飄蕩於沈家廢屋中的鬼魂話語，與不曾現身、在布帳後飲泣的婢女之聲，疊合成面容模糊不清、聲線曖昧不明的「主體」，成為一種在「已說」的殖民論述中正在「轉換」話語、轉譯自身主體性的「閾限者」。同時，此種位於語言「轉譯」的聲響，亦飄蕩在閾限空間中，成為一種更新歷史視角的反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