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次實地考察並與相關參與者面談後，名稱上，將以經緯線定位的「北赤土崎」這樣地理位置的名稱作為聲語場所的主要命名。除了因此地原名「聯勤北赤土崎新城」外，也意味著其現狀為無具體建築、居民的空白狀態。此舉並非意圖刮除場所的歷史脈絡，更多的是除了重新構造場所話語之外，亦試著將此場所重啟，成為持續構成自身脈絡的「座標」、「場址」（site）、「地方」。民族誌學者莎拉．平克（Sarah Pink）曾提問「如何定義地方？」如果它尚未完全被固定，封閉或者圈圍？民族誌學者作為地方參與者如何讓地方持續的「構成」？地方與社會空間的關係如何再形成？身體如何從在地方場所中介入？透過愛德華．凱希（Edward Casey）的地理現象學與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關於地方空間關係的論述，莎拉．平克認為兩者皆涉及到「地方作為『事件』」（place as’event’）並據此成為流動場所的討論視角，前者關於物質、感官、歷史、甚至語言等的「聚合過程」；後者以地方中「人」與「非人」散聚變動、交織、開放為「丟在一起」（throwntogetherness）的記憶敘事表達空間中的權力關係。兩種視角皆對準了地方、空間中關於政治、社會、物質與感官經驗的重新理解。「地方」不再是一種固定的平面，而是具有某種生產性的流動場域。在這樣的場域中，地方主體是歷史意識的載體，此歷史意識要求我們覺察文化差異性與自我認同的重要。他們的日常生活與身體勞動不僅映射著特定的文化、傳統、語言，在離散空間中，也構成了個殊的跨域性對話空間。對地方主體而言，「北赤土崎」是構造身體意識的「離散空間」，是某種標示了「來處—根」，也陳述著「所在—路徑」的雙重歸屬。

當藝術實踐朝向人類學與民族誌方法學，以文化為對象，收納諸種跨域性的田野，所有的概念、物質、行動都朝向差異開放，並且成為某種可不斷轉譯的文本。民族誌書寫滿足了藝術實踐中進入他者場域、參與共享的欲望，也因其自我批判反身性的要求讓實踐自身更具尖銳性。正是這樣的多重質性，藝術介入不再只是個人感性的擴延，而是進一步的將個體感性作用於文學實踐、影像轉譯、集體書寫、事件發動等實踐中生成。莎拉．平克在《感官民族誌實踐》的方法論中強調，「在諸多田野檔案中，反身性已為感官民族誌重要的關鍵基礎。」（Sarah, 2009:49）田野經驗中的反身性不僅要求民族誌學者浸潤於場所書寫的話語中，亦滲入感官、情緒與場所想像。田野中的感官經驗必須與所遭遇的對象共同開展，交互作用。

對民族誌學者而言，研究行動的主要背景是「地方」，「地方」並不只是一種疊加在空間上的雕塑（或建築），更包含了時間，地方是疊加了空間與時間活動的場所，是民族誌者「居住」並「研究」的地方。此種雙重語境，意味著我們將自己安置於某處，並同時理解他者如何安置自身，這是具有連續性、流動性、空間時間不斷重組的過程。「地方作為『事件』」便是不斷地製作、重製、流動性重組的過程。」根據莎拉．平克，感官民族誌者必須考掘這個過程，在各種異質層面上建構流動性的行動。在其〈流動性視覺民族誌：生產路徑、生產地方、生產影像〉文章中論及，「首先，調查研究參與者如何自我定位；第二，透過研究實踐，反思我們如何與參與者合作；第三，思考如何再現我們所研究、建構的地方；最後，透過受眾、讀者、觀者的回應，進而再構出共感的地方敘述。」（Sarah Pink, 2008）這一連串的行動包括民族誌者對自身如何安置、對象如何安置、自身如何在此安置空間中定位、兩種主體如何交互作用並與其他人交互作用。這樣的行動便是民族誌者如何「定義地方」、或者試圖定義地方的運動，因為流動性與連續性，關係得以構成，民族誌者在流動的路徑中理解他人，也察覺自身在此路徑中的位置。在地方中構成路徑，亦是一種自日常中選擇、觀察與行動的空間交織。更進一步，透過流動而成的交互性主體也指涉了關係的再配置、觀看視線的移轉以及空間紋理、權力分佈的重置。無疑地，「地方作為『事件』」不僅是一連串彼此交互作用的重組空間的行動，也在行動中擴張了地方的異質性。